秦早期邦交特征探微

安奇贤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甘肃陇南 742500）

内容提要：嬴秦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民族，既选择崇阳和崇鸟双重的图腾崇拜，又在畤祭中不拘一神一地，是典型的以祖配天的多元化宗教信仰形式。赢秦又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一方面是因为和犬戎杂居而不得不重视武力；另一方面，赢秦本身夸耀武力，崇尚武治。总之，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和对武力的崇尚共同构成了秦早期邦交的内核和外核，确保了嬴秦早期转型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秦早期；邦交；思想开放；崇尚武力

就族源文化而论，秦文化的地位自当无与伦比。李学勤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文化上承殷、周，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启汉、唐，是繁荣汉唐文化的奠基者，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仅此而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同它相提并论”。追根溯源，作为嬴秦早期文化的一角，邦交文化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大体而论，所思所行，人见其面，国见其貌。就所思而言，秦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民族，这是秦早期邦交的内核所在；就所行而言，秦又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这是秦早期邦交的外核所在。

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积极前进的民族必将是一个能敞开胸怀面对外来文化并吸取其中有益成分为己用的民族。事实证明，嬴秦当之无愧，1974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日书》是最能集中反映秦的宗教观念的，其突出了反映了秦人近乎原始的多神崇拜的现象。其是一个有着大气度的思想开放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注定能在民族之林中率先脱颖而出。

首先，从原始的图腾崇拜来看。图腾的存在是一个民族部落精神旨归的象征。清末光绪年间，严复翻译英国人Edward Jenks的《A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名曰《社会通诠》时，曾加按语云：

“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宗众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画刻鸟兽虫鱼，或草木之形，揭之为桓表。而台湾生番，亦有牡丹槟榔诸社名，皆图腾也。以此推之，古书称闽为蛇种，瓠犬种，诸此类说，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图腾，而蛮夷之俗，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十口相传，不自知其怪诞也。”^{[1] p3-4}

人类自有图腾，便可以彼此明确而清楚地区分各自不同的存在体系。换而言之，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诸如胡晓靖所言：“所谓图腾崇拜，就是人类的某个氏族同某个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能够攀上“亲族”关系，也甘愿当其“儿孙”向其膜拜，这就是图腾崇拜。”^[2]这种解释未免有点谐谑，但是，也一语中的地道出了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心里的功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图腾总被戴上神圣的光环唤起大众的膜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宗教信仰的崇拜。”^[3]所以，单一的图腾可能更为普遍，因为它在区别族属上显得更清楚，在抬高它的身份时候更为可信，在祈求庇护的时候更为虔诚。然而，秦人是个例外，其选择了崇阳和崇鸟双重的图腾崇拜。而且，这种选择居然是在颛顼进行了“绝地天通”的宗教大整顿后得以保存下来。这其中自有它的合理性，自不待言。需要强调的是，秦人的选择肯定是经过相当精密的思考后才慎重决定下来的。而当历史翻越了三四千年，今天再来审思这种结果，不得不让人赞叹的是：秦人明显不会局限于单一的思维定势，其思维思想阈限显得十分开明，是积极向上的。

其次，畤祭文化同样表明秦人的思想阈限十分开阔。

畤祭是中华早期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祭祀的方式。《说文解字》释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史记索隐》：“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畤祭就是选址祭祀神灵，其实质就是一种拜物教。据汪受宽先生考证，畤祭最初可能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以后“逐渐摆脱了原始的农业祭祀性质，而主要发展为一种神灵祭祀。”^[4]根据记载，秦的畤祭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显示出多元性和活跃性。《史记·封禅书》记载：

秦襄公既候，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皞之神，祠白帝。

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作鄜峙……郊祭白帝。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栎阳金雨，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由此看出，这些“畤”、“祠”并非祭祀一个祖先或一个上帝，而是多样的。究其原因，有一定的地理因素，比如嬴秦和戎族长期杂居，受戎族影响，思想信仰也表现出相对的流动性，而就不可能局限于膜拜在某一个神灵脚下。根本原因在于，嬴秦是想借机笼络人心，而达到开疆拓土的政治目的。“秦表面上的畤祭活动，其背后是扩展势力，开拓疆土的企图，利用带有宗教性质的畤祭来统一民心、加强统治，这种做法效果非常明显。通过畤祭的推行，秦一步步脱离出自身原先狭小的西陲地区，把势力范围推进到以西以北更加广阔的地区。在这种畤祭与政治势力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秦的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5]

宗教信仰要求以虔诚、挚洁的礼俗仪式达到使人信服的目的，本身难以窥测其背后深藏的功利目的。而打着祭拜神祇的旗帜，藉以从中求福，则明显看出其中心真意。1987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上所刻的铭文即为明显例证。《秦武公钟铭文》曰：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邵(昭)合(答)皇天，以隙虎使蛮。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有心，戾和胤士。咸畜左右。端端允义(宜)，冀受明德。以康奠协肤国……秦公其口索命在立(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葡有四方，其康宝。^[6]p280

铭文前面旨在表明秦祖先公虔敬的天命态度，还只是一般的祭神套式；到“余小子”祈求天神的继续佑护时，嬴秦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所谓“以康奠协肤国”，所谓“葡有四方，其康宝”，很明显已经是在向神祷告能够帮助其实现统一四方的宏愿了。

不止于宗教信仰崇拜的多元化，秦人早期的族葬，陶器纹络的绘制都可看出秦人开放的信仰心态。也正是由于此，秦人在与外族的邦交中，始终能够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气势，而能在有限的实力条件下，既能和强大的王室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同时又能以一种强大而稳健的气度站在自己亲密相处的临族——戎族面前，对其实施一种既压制又拉拢的外交政策，颇有些像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无论如何，以开放的思想作为统率，秦终于跋涉过先秦的历史泥淖，率先以一个族属统一了整个中原社会。

二

能让一个民族引以为傲的传统，肯定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恒定性。能让嬴秦傲世的莫过于它在武力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秦之最初不过是一个奴役之族，后来之所以有了襄公始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就是秦彻底征服了蛮夷之邦，而荣升为东方族林中的佼佼者。这种征服靠的就是武力。秦始皇兼并六国，威服四夷，显重异族，仍然靠的是武力。嬴秦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而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和犬戎杂居的现实处境决定了秦不得不依赖武力。

在秦早期，文学中反映秦之用武的事迹似乎很少，比如《左传》所记载的秦早期的事情总共有三次，而实际所写是一件事情，即秦人侵芮的过程，且所记相当简略，大有一笔带过之势。这并不是说，秦早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战争，或者说没有发生战争。论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早期地处偏远，加之秦有限的实力，导致《左传》以略笔述秦。的确，秦不但地处偏远，且常年和戎族聚居在一起。《史记·秦本纪》多处有明确记载，如说“邑于西陲”，中衍之“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大费的“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并有“先大骆地犬丘”。很明显，秦人或者与犬戎杂居生活在一起，或者远离中原各诸侯国，与戎人生活相近。即便春秋时秦国的腹地在甘肃省天水地区，嬴秦最早都邑西陲（今礼县大堡子山周围），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相对比较优越，既是秦的桑梓之邦，也是常为犬戎虎视眈眈的地方。

当然，生活在秦周围的邻族不止犬戎，但在当时主要是以犬戎为主。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犬戎以游猎生活为主，骁勇彪悍，喜尚武斗。秦人生活的主要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他们喜欢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因而当选择了某块生态环境比较优越的地方，他们一定会竭尽所能来捍卫这块“家园”，这铸就了秦人武力至上的民族个性。这有点类似于“弱肉强食”的自然生存法则，其实质是一种强化了的生存原则。

事实证明，在早期嬴秦和犬戎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史记·秦本纪》云：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

（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由此可见，在秦和犬戎长时期的角逐中，秦的势力范围一再扩充。能够征服一个未经驯化的野性十足的敌人的最好工具只能是以对方所崇奉的武力来还击，当然还要比对方更强大更有威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嬴秦也尝到了武力外交所带来的甜头，自此，更以武力耀强于世，甚至于到了后世所认为的“酷烈”。

第二，从族治角度而言，秦本身崇尚武治。

嬴秦自始至终似乎都偏爱于武力驭族治国。相比较其他的中原古国，秦对“文”的开掘似乎甚为淡漠。嬴秦族中没有突出的思想家，没有耀称百世的文学家，但是他们多得是能领兵开仗的军事人物，号称“西陲大夫”的秦庄公，千里救乱的“造父”，包括“力大”的恶来，“善走”的蜚廉。这一方面是受环境所迫，而另一方面似乎是秦主动为之。

马瑞辰在谈到《诗经·秦风》时说：

“秦以力战开国，其以力服人者猛，故其成功也速，其延祚也短；而其弊也失于黩武而不能自安。是故秦时《车邻》《驷驖》《小戎》诸篇，君臣相耀以武事，其所美者，不过车马音乐之好，兵戎田狩之事耳。”^[7]

文学相比其他的文化形式更能精细地展示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或者说，文学是一个民族某时代精神的缩影，越是被奉为经典的书，越具有这种特性。承载这一时代大任务，《诗经·秦风》中的诸篇目，如《车邻》《小戎》《驷驖》等作为早期秦文学的代表，应该展现的是那个时代秦人的主流文化意识。如程俊英所言：“《秦风》的基调是尚武精神。”（《诗经·上》）

无独有偶，《石鼓文》^[8]p937-953不仅与《诗经·秦风》背景相同，所述内容与颇为相似。《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在唐时被发现，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作于秦文公时，现存十首，全为四言诗，因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而得名。其文篇个别残缺不全，尤其是第九首《天虹诗》因曾流落民间被当作石臼而将刻文破坏，但所陈述的内容仍然相当明晰，是一组分章连咏的叙事诗，主要歌颂秦国国君攻戎、游猎、建畤、献祭的情况，因以游猎为重，又称为“猎褐”。如第七首《田车诗》：

田车孔安，勒马马。

四介既简，左骖旛旛。

右骖，吾已栖于原。

吾戎止夷，宫车其写，秀弓寺射。

麋豕孔庶，鹿稚兔。

其虏又绅，其戎赴夜，越出各亚。万：囊褊，执而勿射。

多庶，君子攸乐。

这首诗主要继续游猎的盛况，从中可以看出，狩猎规模宏大，士兵严肃待命，车马旌旗威武辉耀，猎物收获多而品种全，官员百姓齐欢腾，从中透露出一种明显的尚武气质。值得思考的是，嬴秦为何在存数不多的文字记载中，为何对游猎情有独钟，表现出频频存录的特征？除了意在宣扬国威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游猎是武力显著的另外一种宣泄方式。如果说，游猎只是当做战争之外的一种武力娱乐的话，面对政治的需要，嬴秦则屡屡以武力打击竞争对手。《史记·秦本纪》云：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连年开战，自为保家戍国；开疆拓土，难免流血厮杀。而“诛三父等而夷三族”，只因“以其杀出子也”，已见出秦在武力的豢养下初露的暴虐的特性。所以，林剑鸣不无感慨地说：“‘重功利、轻仁义’，不重宗法，唯‘大’是求，就必然轻视人的自身价值，造成秦的好战及统治的‘酷烈’。秦在统一战争中杀人多达一百三十万以上,不能说是完全必要的。”^[9]

不可否认，秦人对武力的崇尚，源自于长时期的思想积淀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在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时几乎达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程度。过犹不及，危如累卵。秦终在延续了短暂的15年国祚后，身死人手。不过，在秦早期，其对武力的运用还是显得颇为游刃有余的。面对夏商周王朝这些有实力派，其更多是把武力作为一种获得荣宠和不断晋身的手段；面对野性难驯、时有犯难的犬戎，嬴秦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武力打击，使其俯首称臣，另一方面，则又采取相对柔和的手段，保证日常生活的和平往来。

总之，以祖配天的多元化的精神信仰有如秦早期邦交的内核，而代表民族气质的“尚武”的生活信仰则有如秦早期邦交的外核，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外响应的邦交主干体系。他们的成功运作保证了嬴秦早期转型的顺利完成。随着襄公始国的到来，嬴秦终于不用再跪伏在异族主子的脚下，舔舐别人赐赠的未来，它开始朝气蓬勃地朝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信心十足地前行，并最终首先在民族之林中崛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

参考文献：

[1]严复译.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1版.

[2]胡晓靖.从图腾崇拜到英雄崇拜──论图腾崇拜的起源、发展与衰落[J].河南:天中学刊, 2002年第四期.

[3]米玉婷.春秋秦地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5月.

[4][5]武峰.秦畤祭考[J].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3月.

[6]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7]程冠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姜亮夫.先秦诗鉴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9]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J].中国:历史研究,198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