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共成立时，就把发动和依靠群众作为党的行动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共产党纲领》，其中第三条要求“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党的“二大”进一步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共召开扩大执委会，在决议案中有：“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 年 6 月，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 11 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群众路线”的最早阐述。1937年12月11日，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动员全民族抗日，我党把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央机关刊物直接命名为《群众》。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局势变化，《群众》周刊先后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1949年10月20日，在香港终刊，共发行143期。潘梓年、华岗、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和戈宝权等先后担任该刊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的刘甜在其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周刊研究》（2012-06）中，分析了《群众》创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并对其宗旨、作者群和读者群以及出版发行网等做了研究。潘汉琼撰写的《《群众》周刊的风雨历程》（《武汉文博》2008-06）对《群众》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括。唐方文和许荣华在《青年记者》（2012-06）从话语角度分析了《群众》的言语特点。至今还没有学者对《群众》杂志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行分析。抗战期间，《群众》周刊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