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西和县法镜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王百岁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成县  742500)

摘要：简介法镜寺石窟现状。探讨法镜寺石窟开凿和造像年代，分析与别处石窟的异同，确认始凿于北魏中晚期。认为石窟开凿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有某种联系，或与仇池国有关。法镜寺自古佛教活动兴盛，五台山之名源于文殊信仰。中心柱窟证明：佛教石窟艺术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的转变；法镜寺石窟开凿于北魏；佛教及其石窟艺术沿丝绸之路及陇蜀祁山古道进行传播。法镜寺石窟是陇南市境内最重要的石窟之一，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修复、保护、研究、开发。

关键词：始凿年代；仇池国；佛教信仰；中心柱窟

西和县法镜寺石窟(见图1、2、3、4、5、6、7)是甘肃省陇南市现存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陇南市现存诸石窟中保存古代塑(雕)像较多的一处石窟。张宝玺、孙晓峰等先生做过调查。虽有前人记述或研究，但仍感学术研究较为滞后。本文公布笔者对现状的调查所得，并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敬请方家教正。

一、法镜寺石窟现状

法镜寺(或作发镜寺、发境寺、发禁寺、法境寺、法禁寺)石窟，又名石堡石窟，位于甘肃省西和县城以北12公里处石堡乡石堡村五台山支脉飞来峰崖壁上、西和至天水市公路(省道219)两侧、十天高速西侧。1978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1997年版《西和县志》载，石窟分南、北崖两处，现存31窟，南崖15窟，北崖16窟，造像13尊。最大的7号窟，高、宽各8米，深1米；最小的11号窟，高、宽各0．8米，深0．5米。窟形主要有长方平顶形、方楣四面坡形、穹隆形、中心塔柱形四种。第16窟内有石雕三世佛像，居中者为保存较完整的“寒山笑世佛”，高6米，高发髻，双耳与下颚齐，面容古拙，胸平扁呈直壁形，手作施大无畏印，整体造型质朴厚重，雄浑肃穆。造像有石雕、石胎泥塑、彩绘泥塑三种。现已很难将这一编号与新的编号，现存窟龛、造像对应起来。

据孙晓峰先生等的考察(2008年)，现存大小窟龛24个、造像11身，对现存窟龛重新进行了编号(以下简称“孙编号”)，他指出，窟龛形制以摩崖浅龛为主，兼有平面方形窟、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窟，造像多为单身立佛或一铺三身的组合形式，推断了大致的开凿年代(北魏中晚期)，绘制了窟龛平、立面图，刊布了3通清碑碑文。孙晓峰先生等调查所获数据与1997年版《西和县志》的记载不完全相同，主要是因为“1962年改建西(和)徐(家店)公路时，将南侧山崖拦腰劈开，部分洞窟遭到破坏”，以致比原来减少了7个窟。雕(塑)像被破坏的具体情况不明，不过据当地农民称，1962年修路炸崖时，被炸处没有石窟和佛像。至于洞窟形制，笔者以为，1997年版《西和县志》的记载是有道理的，而孙晓峰先生等的调查也很详细、很专业。

2003年7月以后，笔者多次考察法镜寺石窟。但笔者及随导师施萍婷(2012年)、冯培红(2016年)等的考察结果与上两次考察结果均稍有不同。笔者获知法镜寺石窟现存24个窟、可见造像(含残骸)19身。孙编号与窟龛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清楚的，一部分具体信息和我们考察所获内容基本吻合。

本文沿用孙编号，并将笔者新发现之造像补充于相应窟龛。兹整合笔者几次考察所获信息，对孙晓峰师兄等的考察结果作点补充(重复者略去)：

北崖(见图3、6)：

4号窟(见图3、6)：非“空窟”，除龛正中塑1身坐佛外，两侧各1身胁侍菩萨(残骸)，菩萨(残骸)均高0.4米。

5号窟(见图3、6)：顶呈圆拱形，龛顶已坍塌。可见小长方体形桩眼2孔，大孔高0.1米、宽0.05米、进深0.04米；小孔高0.07米、宽0.04米、进深0.04米；龛正中有一佛二菩萨残骸。

6号窟(见图3、6)：原塑3身立像，为石胎泥塑，现仅存残损石胎，轮廓清晰，从构成、神态、服装看，似为一佛二菩萨，当系“西方三圣”，3尊像似被垂直平削过一层(据当地农民说，文革中被炸)，立面平整，然头部、躯干、四肢原貌已看不到。三身塑像胎体上的许多桩眼当是塑像之初为固定塑像而开凿的。

8号窟(见图6)：正壁正中塑1身坐佛，左手施与愿印，右臂无存，肉髻较高，秀骨清像，法相庄严，虽经风雨剥蚀，面部模糊，但轮廓保存较好。

9号窟(见图6)：正壁正中有一身造像残骸，高1米。

10号窟(见图6)：正壁正中一身有造像残骸，高1.2米。

故北崖共12个窟、13身造像(含残骸)(见于3、4、5、6、8、10号龛)，比孙晓峰先生等的调查多出8身造像(含残骸)(孙晓峰先生的统计可能未包括部分造像残骸)。

南崖(见图1、2、4、5、7)：

13号窟(见图1、2、7)：立佛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

14号窟(见图1、7)：孙晓峰先生文中14-19，21号窟，所谓窟龛“距地面”实际上应该是窟龛“距窟龛下小道”，因为连这小道也是位于悬崖上的，小道距离崖下漾水河道(地面)尚有几十米的高度。

15号窟(见图1、7)：非“空窟”，笔者考察了多次也没有发现佛像，但据当地农民称该窟也有佛像，只是被农民放置于窟中的柴草覆盖了，加之崖面险峻难以攀登，故笔者无法考知详情。

20号窟(见图1、4、7)：中心柱窟，即“平面近横长方形中心柱穹窿顶”窟，似非“平面方形平顶”窟。中心柱(残损)长1.05米，柱体正面上端(东西向)宽1.2米，柱体正面下端宽1米(不规则，微斜向)，柱体侧面(南北向)上端宽1米，柱体侧面下端宽0.65米，柱体距窟室地面1米。

21号窟(见图1、5、7)：非“空窟”，有一佛二菩萨残骸。二菩萨半转(侧)身朝向佛。佛微高于二菩萨。

23号窟：位于22号窟右侧、24号窟左侧，而非“24号龛右侧”。

24号窟：平面长方形圆拱顶窟，圆拱顶中间为盝顶，三壁三龛窟，无塑像。该窟外壁成为村民房屋的后墙，而该窟即成为房屋后壁上的石窑，虽已由今人于该窟外表涂以泥皮并糊上一层薄纸，但原有龛形仍在。

故南崖共有12个窟，6身造像(含残骸)(见于13、21、22、23号龛)。

总之，北崖、南崖共有24个窟、19身造像(含残骸)，均无壁画。

五台山上法镜寺现有碑5通，其中清碑3通，当代碑2通。3通清碑是：大清康熙岁次戊辰(1688)孟夏之月《复建五台山发境寺碑文叩献》、大清康熙岁次丁亥(1707)仲吕梅月《法禁寺碑记》、雍正三年(1725)四月初八日《重建五台山发境寺碑》。    

二、对法镜寺石窟始凿时间的探讨

清代至民国县志均无佛教传入今西和县境时间的记载。据1997年版《西和县志》载，“佛教何时传入本县，尚无确切记载。但从西和法镜寺佛教造型推知，最迟也在北魏时期”，法镜寺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当代学者多认为该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 笔者亦持此议。

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平定仇池，后仇池国遂归北魏统辖。麦积山石窟的主要窟龛和造像开凿或塑造于从该年北魏占据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到534年北魏灭亡的近一个世纪里。北魏统治者鲜卑拓跋氏笃信佛教且在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等地大量开窟造像。麦积山石窟与法镜寺石窟近在咫尺。如果说西和八峰崖石窟的造像风格同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的周边各地方石窟同时代造像没有明显的差异，且人物服饰与麦积山石窟彩塑服饰如出一辙，那么比八峰崖石窟距离上更接近麦积山石窟的法镜寺石窟至少亦当如此。距法镜寺石窟不到30公里的西和佛孔石窟虽然开凿于明代，但“佛孔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既然麦积山石窟大多为北朝时期所开凿，徽县佛爷崖石窟凿造于“北魏、西魏”时期(或“隋末唐初”、或“初、盛唐”)，武山拉梢寺石窟群诸石窟大多始凿于北朝时期，笔者推断八峰崖石窟可能开凿于北魏时期，近日有报道称“甘肃文县发现千年摩崖石窟，初步认定北魏时期开凿”。那么说明当时天水、陇南一带信仰佛教和开窟造像蔚然成风，法镜寺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当时氛围使然，与上述石窟有某种联系，它们基本上开凿于同一或相近历史时期。

法镜寺石窟造像凝炼简括，大劈大开，写意传神，肃穆庄重，露睿智及慈悲之相。就像麦积山石窟部分同时代造像一样，没有敷彩，要么本来就没有，要么后来“褪色、剥落的缘故”，于是“失去了繁缛、俗艳的世俗气息，让人们感受到泥土本身的亲和、朴素的材质美，也更集中地表达了佛像内在的精神气质”。辰闻先生认为，“佛像的磨光高肉髻、方圆面型、大眼细眉、高鼻短颈、厚胸宽肩等大都”与“平城模式”类似。而法镜寺石窟的部分佛像也具有此类特征。史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此后北魏以平城为中心的佛教，既保留了印度、西域、河西(凉州)的风格，又吸收了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和原有模式的风格，由此形成新的模式。故从北魏石窟造像的一般特征分析，法镜寺石窟即属于北魏统一北方、努力推行汉化政策时期。

杜甫于安史之乱时的唐乾元二年(759)从秦州赴同谷(今甘肃省成县)路经法镜寺(石窟)时所做《法镜寺》诗描写了法镜寺当时的宏丽情状。《法镜寺》诗曰：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婵娟碧鲜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复取。

“崖寺古”说明，杜甫眼中的法镜寺(石窟)已经很久远了；“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说明，初、盛唐时期，法镜寺(石窟)建筑壮丽，佛教在当地很兴盛，法镜寺不仅仍在开窟造像，且具备一定的佛事活动规模。《法镜寺》诗印证了前述“北魏说”并非虚言。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隋唐佛教“承汉魏以来数百年发展之结果”，“可称为极盛时期也”。这种说法符合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石窟原属五台山下整个法镜寺的一部分，今北崖下原建有结构宏伟的法镜寺正殿，因“明清之际，崖前建筑毁于大水，寺院遂移建五台山”。据乾隆《西和县志》载：“法境寺，县北三十里石堡镇西山上，崇祯三年建”。此当是指法镜寺明末移建于五台山上一事。

据当地村民称，北崖前平地古代原有寺庙建筑名“大佛寺”或“大佛殿”，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位于大佛寺故址前村里大路旁、居民院墙边的一口水井，就是古代大佛寺留下来的，还传称“五台山下一清泉”、“三片半截瓦”、“沙土埋两大石础”等说法。这些传说多少反映出古代这里曾有大型佛寺建筑，印证了《法镜寺》诗中“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复取”等句间接反映的法镜寺(石窟)唐代及可以推知的隋、北朝后期佛教盛时状况。

清末曾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叶昌炽先生曾两回路过法镜寺石窟，将“沿途所见陇右石窟尽录于《缘督庐日记》”。叶昌炽先生并将所见法镜寺石窟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从其日记可以看出，古代法镜寺石窟历史悠久，窟龛和造像众多，佛教兴盛。其所记恰能佐证本文的基本观点。

三、法镜寺石窟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有关

1、法镜寺石窟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

陈启生先生说：“陇南古代历史，实际上是先后进入陇南地区的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所以，我们既把古代陇南的开发看作当时陇南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把陇南古代各民族相互融合看作陇南古代历史的重要内容。”法镜寺石窟就留下了陇南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印记，反映了民族融合情况。

由于法镜寺石窟所在的西和及其周围一带不仅曾受到中原以汉族为代表的政权的管辖，也曾先后受到前秦、后秦、仇池、北魏、西魏、吐蕃、元、清等民族政权的统治，所以法镜寺石窟的开凿与保存至今，与氐、羌、鲜卑、吐蕃(藏)、蒙古、满等族及其政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而恰恰苻秦、姚秦、鲜卑拓跋部、吐蕃(藏)、蒙古、满等族都信仰佛教。因为仇池国曾统治陇南(西和)一带，而氐、羌联系密切，所以有学者认为法镜寺石窟“对我们研究氐羌族文化和佛教的传播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民国《重修西和县志》载，“在县北二十五里石堡城以南，石壁间镌有佛像三尊，其形神相貌颇类番僧”。依笔者观察，6、22、23号窟中的原塑佛像均已残毁，原有相貌无从见到，8、21号窟中的佛像(残骸)颇像汉人，而13号窟中的佛像确似胡人，因为氐族人与汉族人差别不大，所以很有可能是鲜卑人的形貌。

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曾一度统治陇南。宝应元年(762)，“吐蕃寇秦、成、渭三州”。广德元年(763)，“吐蕃陷陇右诸州”。建中四年(783)，唐蕃盟于清水，“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直到咸通七年，唐才收复成州。故法镜寺石窟所在的陇南大片地方曾为吐蕃占领。民国《重修西和县志》亦载：“……石堡城以南……唐时为吐蕃所据，其佛像疑为吐蕃所镌也。”这里说“其佛像疑为吐蕃所镌也”，意思是认为三尊佛像可能是吐蕃时期镌刻的。但到底“佛像三尊”是指哪三尊佛像？此“佛像三尊”是否为吐蕃时期所雕造尚不能确知。虽说“佛像三尊”被疑为唐代吐蕃占领时期所雕刻，但现存佛像中并无唐代所造者，或是《重修西和县志》中此条内容的撰写者未能准确判断“佛像三尊”的镌刻年代，或吐蕃所镌佛像已被毁掉罢。当地农民中至今流传着“蕃子建佛寺”、“唐宋赶蕃子”之类的说法，此处所谓“蕃子”当是指吐蕃人。

2、法镜寺石窟或与仇池国有关

法镜寺石窟所在地及其周围一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很深。在西和境内，法镜寺石窟与八峰崖石窟，一北一南，相互呼应，二者当不无关系。八峰崖石窟南与仇池山相望。仇池山位于今大桥乡境内，主峰伏羲崖海拔1793米，相对高度791米。史载，“太昊伏羲氏……生于仇夷，长于起城”。西和一带和天水一样，被当地一些群众和部分学者视为“羲皇故里”，认为“仇池山本身就是一处积淀深厚的文化符号。”因为仇池国的名称来源于仇池山，所以人们又习惯将今西和一带称为“仇池古国”或“仇池故国”。《括地志》云：“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氐族杨氏仇池政权“自杨驹居仇池开国至杨永安亡国，期间凡五国，三十三主，约三百八十余年”。仇池国强盛时疆域包括今陕、甘、川等省的大片地区。统治者杨氏是虔诚的佛教徒，曾经参与了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因而法镜寺石窟和八峰崖石窟皆开凿于北魏统治仇池(此指西和)时期、由仇池地方氐族民众开凿的可能性亦较大。

法镜寺石窟所在地——西和“石堡城”(即今石堡乡石堡村)地理位置、道路交通十分重要，它关联着自古以来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以下略举数例。法镜寺《重建五台山发境寺碑》载：“郡城之南廿余里，有山名曰‘五台’。”由此推测，法镜寺石窟以北“廿余里”之“郡城”所在地，正好是今西和县长道镇和礼县永兴镇相连接的地区，说明清雍正三年(1725)时，今长道镇所在地正好是西魏、北周时的长道郡治所在地(清朝沿用旧称)，法镜寺石窟就在清时长道以南二十多里的地方，这就更显出了西和县长道镇和礼县祁山镇(二地紧密相连)所在的祁山古道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史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三国时代，陇南一带成为蜀汉与曹魏争夺之战略要地，诸葛亮北出祁山、征伐曹魏时曾几次经过西和石堡(今天的西和石堡距礼县祁山堡仅20公里路程)。前揭杜甫南下入川路过法镜寺石窟亦为一例。

四、法镜寺石窟与佛教信仰

山西“五台山相传是文殊菩萨居住的灵圣之地”。“在《阿阇世王经》、《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放钵经》中都说文殊是菩萨之父，甚至说过去无数诸佛皆是文殊弟子，文殊是诸佛‘父母’。这实际上把文殊放到与般若佛法同格的地位。”“文殊师利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菩萨，受到中国各宗的崇奉。”石堡五台山名称及佛教信仰必与古代当地民众对文殊菩萨的崇拜和对山西五台山的敬仰有关。依据大乘《法华经》和《华严经》，在石窟造像中，作为左胁侍的文殊菩萨与作为右胁侍的普贤菩萨，侍立于主尊释迦牟尼佛或毗卢遮那佛的两侧，分别组成“释迦三尊”或“华严三圣”。那么，山西五台山究竟是不是佛经中所谓的“清凉山”呢？据杨曽文先生研究，“在南北朝末年至隋朝初年，五台山已被佛教界普遍看作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文殊菩萨居住的清凉山了。”“在唐初五台山文殊信仰已被著名佛教学者正式确认，并且更加流行。”唐时“五台山文殊信仰已扩展到全国乃至国外”。敦煌本《五台山赞》云：“浮生踏着清凉地，寸土能消万劫灾” 。唐开元以后，山西五台山佛教达到极盛。因此，各地的人们渴望巡礼五台山。不仅中国人，来大唐的外国人也极为崇拜五台山，如《礼五台山偈四首》中云：“故来发意远寻求，谁为明君不暂留，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词度百秋。何期此地却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原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古代交通不便，或有战争叛乱、民族对峙、军阀割据等阻隔，人们为了满足前往五台山拜谒文殊菩萨的愿望，遂到处命名五台山。中国有很多五台山，外国也有五台山。吐蕃曾向唐求取《五台山图》。敦煌莫高窟9、61、144、159、222、237、361号等窟都有中晚唐至五代的《五台山图》，其中61号窟的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61号窟原名文殊堂，西壁有巨幅壁画《五台山图》，该窟就是山西五台山在敦煌的“缩写”。西和县石堡乡“五台山”之名当是在崇拜文殊菩萨、渴求巡礼五台山的背景下产生的。法镜寺石窟为北魏时期所开凿，现今石堡五台山上的法镜寺并没有文殊菩萨塑像，然而古代“法镜寺”之名及当地信众对于山西五台山的崇拜说明，唐代及以后，法镜寺一带的佛事活动曾经相当兴盛。或原来曾有文殊菩萨塑像但后来被破坏(风化)；或原来就没有文殊菩萨塑像，“五台山”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当地民众对文殊菩萨信仰的存在，对文殊菩萨的信仰就等于对佛的信仰。总之，虽经历了历史风云的变幻而从唐代至明清乃至当代，当地百姓对佛教的热情却一直存在。

《重建五台山发境寺碑》又云：“……有山名曰‘五台’。……□命昔之会，建梵宇于其上，代远年湮，莫核所目。但相传以为‘法镜寺’云。……其殿亦非一所，无奈年远日久，风雨摧残，遂致檐瓦败坏，垣墉倾圮。至康熙丁亥年，倘分修真赵先，念古迹之不易而重，必杳然无踪，自重建后，多历年所扬无，仍然败坏，垣墉仍然倾圮。”可见，县志所谓“明清之际……寺院遂移建五台山”，其实莫知“移建”的具体时间，而在“移建”以前，五台山上就已经建有寺院，而且规模较大、年代久远，庙宇多已倾圮败坏，且“自重建后”“仍然败坏”，可见，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明清以前，五台山佛教活动兴盛，寺院久已有之。

法镜寺(石窟)的佛教信徒遍及陕、甘两省。现存三通清碑不仅记载了清康熙、雍正年间重建法镜寺“一举而众喜，共襄效力”，“补葺宫殿，圣像辉煌”的情况，而且载明组织者、参加者、功德主姓名等。《重建五台山发境寺碑》载：

……新任知县……原任知县、监生、生员……临潼县……客商高陵县…… 韩城县……醴泉县……咸宁县……渭南县……功德主赵大造……石匠……木匠……泥水匠……十方 □会善信人等，张官人坡会首……王家崖会首……郭家庄会首……崔家沟会首……雍正三年四月初八谷旦 伏羌县庠生刘继章题并书。

碑文中有“新任知县”、“原任知县”、“恩贡生”、“生员”、“监生”、“客商”等类人，来自临潼、高陵、韩城、礼泉、咸宁、渭南、伏羌等县。可见，清朝前期，法镜寺佛教活动受到普遍重视，地方官员中，“原任”、“新任”知县，普通信徒或功德主包括官、学、农、工、商等类人，遍及陕、甘两省，除了伏羌县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甘谷)以外，其余均在今陕西省辖境。

以上所述反映出石堡五台山一带佛教信仰的历史轨迹。

五、法镜寺石窟与中心柱窟

1、中心柱窟(20号窟)的发现(存在)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至少说明陇南(西和)佛教在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而且有了窟龛和造像。中国石窟之中心柱窟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主要分布在河西。张宝玺先生说：“甘肃省境多石窟，仅中心柱窟就有50多座。分布并不均衡，大部集中在河西，成为河西石窟中最主要的窟形。陇东地区中心柱窟很少。仅有2座，却很重要。麦积山和炳灵寺不见这种窟形。”孙晓峰先生认为，法镜寺中心柱窟“在天水和陇南一带的石窟群中尚属首次发现”。可见，在西和发现中心塔柱窟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版《西和县志》谓，法镜寺石窟“造像有石雕、石胎泥塑、彩绘泥塑三种。窟形有矩形、薄叶形、半圆形、中字形四种。唯中字形(即中心柱形)最独特，全国少有”。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风化严重，现中心柱窟室内地面的土已经壅高，地面距离窟顶只有1米多。中心柱不是因为自然原因而被腐蚀、摧折，似有人故意将其折断。已看不到中心柱的基坛和柱体侧壁的龛、塑(雕)像，亦不知原来有无，但窟顶、窟顶与柱体的连接处、主室、后室、甬道、柱体侧棱，人工凿痕等，赫然入目。从柱体残留的部分来看，上大下小，明显受到“凉州模式”的影响，因此就可以印证，中心柱窟从印度、中亚、新疆、河西，通过陆上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陇南，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成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创建的。  

2、中心柱窟反映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印度风格的遗留及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的转变。中心柱窟“是模仿寺院主要建置佛塔而开凿的”。宿白先生指出，中心柱窟一般分主室、后室和中心柱三部分。在规模、构成、风格上，法镜寺石窟固然不能与新疆、河西的中心柱窟同日而语，且由于破坏较为严重，变化很大，但像宿白先生所说言基本构成部分还是有的。林从华等先生以为“中心柱窟在石窟寺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窟型，印度佛教是以塔为中心，佛像在石窟出现以后是以像塔一体进入的，仍然表现出印度佛教的一贯观念：涅槃。中心柱窟传入中国后不是简单地接受佛教思想及其窟龛形制，而是在不断地批判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赐福避灾为目标的偶像崇拜，塔空间转向地面的寺庙建筑了。巴西摩崖石刻中心柱窟承传西域、河西走廊及中原北方等地石窟的基础上，表现出浓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及其时代性的文化特征。”可以肯定地说，中心柱窟形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中原北方，再经天水向南传播到西和等地，然后传播至四川的。法镜寺石窟的中心柱窟本身就反映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印度风格的遗留，但具有过渡性质，不仅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转化，而且由中国北方风格向南方风格转化。

3、中心柱窟证明法镜寺石窟开凿于北朝(北魏)时期。众所周知，中国境内最早的石窟寺出现于新疆。根据马世长等先生的研究，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期，第一期即5至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中心塔柱窟在第一期就出现了，时间上和北魏王朝相吻合。当代相关学者多数认为法镜寺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中心柱窟在北朝时期的石窟寺中占有主流地位，隋唐以后被汉式覆斗顶窟所替代，佛塔膜拜变成了佛像膜拜，终于完成佛教石窟从印度文化向汉文化的彻底转变。

4、中心柱窟是佛教及其石窟艺术传播路线的重要证明。法镜寺平面长方平顶中心柱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性，但同时多少具有印度、西域、河西的风格，与“凉州模式”的窟形接近。秦春梅女士说：“从佛教由西到东的传播、融合、发展或由东到西的反馈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马蹄寺石窟群的石窟艺术风格影响并且融合了河西各地，甚至中原、西北的其他石窟艺术的发展。”中心柱窟经由陆上北方丝绸之路传向陇南，途经多地并带有各该地的风格。法镜寺石窟所在之祁山道自古即为陇蜀交通要道，法镜寺石窟中心柱窟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交通要道在佛教及其石窟艺术由西北、中原向陇南、西南传播过程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佛教石窟艺术经过陆上北方丝绸之路，向四川的的传播，很可能要经由天水到陇南这个中间地带。天水与四川两地的石窟及造像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四川广元6世纪的石窟，就有少量塔庙窟。广元皇泽寺北魏8号窟、西魏45号窟，大足北山南宋136号转轮经藏窟等俱为中心塔柱窟。蒲向明先生认为：“法镜寺今存佛窟(中心柱窟)表明，祁山道自汉魏至唐宋时期处于河西走廊、四川北部连接线的文化、经济、军事重要关节点上，属于联系川蜀与河陇地区的要道。”作为陇南市境内的两处代表性石窟，法镜寺石窟和八峰崖石窟恰好都位于祁山古道的中段，二者分别位于西和县的北境和南境，杜甫陇蜀纪行诗中关于这两个石窟的诗作即《法镜寺》和《石龛》证实了“文化遗存广泛”、“在南北丝路的连接和枢纽方面有重大作用”的古代陇南(西和)一带历史文化、地理交通方面的重要性。苏海洋先生认为：“佛爷台石窟窟形、造像与天水麦积山、法镜寺及四川广元、巴中石窟有联系，它的发现证明秦蜀古道与陇蜀古道在徽县汇合后，经姚坪翻越青泥岭入川”，这实际上强调了经过法镜寺石窟的祁山古道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四川石窟与陇南石窟的关联。据张宝玺先生研究，“河西的地理环境及北凉的历史背景、经济实力尚达不到主导全国造像的水平。佛教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它的规律，一般由文化较高的地区形成规模，向边远地方扩展。佛教之传播，就河西而言，有东渐和回转传，金塔寺属于回转传。”“中心柱窟的演变经过了几个阶段，由印度中心置覆钵塔的支提窟，到我国新疆境内古龟兹甬道式中心柱窟，进入中原后演变为塔柱窟。塔柱窟是吸收我国固有的木构建筑结构形式。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在我国早已流行，中心柱窟则是将塔柱移植于石窟中”。如果说“河西中心柱窟的兴起更多的是受中原的影响”，那么法镜寺的中心柱窟则更体现了中心柱窟在吸收了中原风格后的回转传，由此亦证明，法镜寺石窟的开窟造像不会晚于北魏时期，而祁山道的开通与利用确由来已久、是佛教和石窟艺术进出陇南的必由之路。

余  论

第一，法镜寺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是陇南市境内现存石窟寺中开凿最早且保存古代窟龛、造像(含残骸)较多的石窟之一，是陇南市境内最重要的石窟之一，是陇南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对研究陇南佛教史、佛教造像、社会历史等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中心柱窟在法镜寺石窟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中心塔柱窟是我国十六国北朝时期石窟的一种典型形制，隋唐以后逐渐消失。法镜寺石窟的中心塔柱窟迹象明显，得到一些佛教石窟考古专家的认同。既然属于在天水、陇南石窟中首次发现中心柱窟，且在全国石窟寺中并不多见，因而我们就应该从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它、研究它。它对研究印度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石窟艺术的联系、佛教文化沿丝绸之路的传播、陇蜀古道在佛教及石窟艺术交流中的地位、法镜寺石窟较为准确的始凿时间等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三，法镜寺石窟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严重，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基本上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县内的普通群众或知道“法镜寺石窟”所在的“石堡城”是哪儿，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法镜寺石窟”为何物、位于何地。部分窟龛被阻隔于农民房屋后面，致使游人、科考人员等无法或难以攀登崖壁或抵达窟龛近处(乃至进入窟龛)；一些窟龛虽不在民房的后面，却也位于悬崖峭壁，险峻难攀；一些窟龛已成为当地百姓盛装柴草、木椽、杂物的处所；个别窟龛被覆盖于当地百姓的住房当中，干脆被当作房屋的后墙(或石窑洞壁)，屋内盘炕供家人睡觉或堆放粮食、农具；有些石窟外边的崖皮因日晒雨淋变脆(风化)而在脱落。故法镜寺石窟现状堪忧。建议有关方面尽快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修复与保护，开发与利用，并组织、支持相关学者开展研究，让文物“活”起来，重见天日。

附：法镜寺石窟部分图片(图片为笔者所拍)

                                                             

图1  法镜寺石窟(南崖)13-21号窟                   图2  法镜寺石窟(南崖)13号窟

图3  法镜寺石窟(北崖)6号窟一佛二菩萨残骸

                图4  法镜寺石窟(南崖)20号(中心柱)窟(局部)

图5  法镜寺石窟(南崖)21号窟一佛二菩萨残骸

图6  法镜寺石窟(北崖)1-12号窟立面略图

图7  法镜寺石窟(南崖)13-21号窟立面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