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前，徽县曾存在经县北境过火站、高桥通秦州的古道。这条南北通道是历史上陇右天水地区除祁山道之外连接陇蜀的重要通道，是当时的一条经济大动脉。从唐朝到明清时期，在这条马帮驮道上茶马盐铁贸易频繁。火站村是重要驿站，明代曾此建立批验茶引所。这条古道一直延用到1954年。
徽县位于秦岭山区西南山麓，境内河谷纵横、山川交错，交通虽不便利，但自古为陇右与关中地区连接汉中、川西平原的枢纽，古称“蜀口、蜀门”。《徽县交通志》记载，徽县古驿道与马帮驮道四通八达，境内有‘南达略阳，北通天水；东往两当，西接成县’的四条官方驿道与马帮驮道。北行过银杏树、庆寿寺、杨家店、峡街、冻青峡，东坡、火站、榆树、沙坡、木庐川到高桥，由渭儿沟出白音峡到李子园、娘娘坝、稍子坡镇、三十五里店、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到秦州，称北大道。这条道与祁山古道一样是沟通西南、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往来，传递文书信件，进行茶马盐铁贸易的主要动脉。
明代徽县人郭从道著《徽郡志•舆地》记载“峡口，北三十里。火站峪，北六十里，有御史行台。木芦，北一百一十里。”民国《徽县新志•舆地•里至》记载“北八铺：银杏、冻青、峡门、火站、木芦、高桥、糜渚、伏虎。里至：城北少东十里银杏镇，又二十里峡门，又一十里火钻站，又二十里榆树坝，又二十里大沙坡，又五里小沙坡，又五里木芦川，又十里高桥，交秦州界，距城一百里。”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前，徽县曾存在经县北境过火站、高桥通秦州的古道。这条古道由徽县城向北经榆树、火站峪（今火站）、高桥，北达秦州李子园。由李子园、南峪口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三十五里店、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可达秦州。若由李子园折向西北入秦州大门镇再西行，可到达礼县盐官（盐关）镇与祁山道交汇。自陇西、秦州李子园入徽县北境的这条古道，经高桥、榆树镇、火站峪、银杏树至徽县城，向南接青泥岭青泥道、白水峡白水路可南下兴州略阳入汉川。宋代至和二年（1055）之前，这条通秦州古道在徽县城南接青泥道，翻越青泥岭至嘉陵江、过虞关八渡沟可至陕西略阳地界。至和二年之后，沿新开通的白水路，经大河店、白水江可达略阳地界。
这条南北通道是历史上陇右天水地区除祁山道之外连接陇蜀的重要通道，是当时的一条经济大动脉。古道沿线兴起的集镇店铺是马帮驮道上的重要站口，沿途的驿站和旅店供行商食宿，一些商号、货栈、骡马店专供马帮驮队食宿与集散物资。徽县城北关、东关的骡马店民国时期达16家之多，每晚可宿人畜500人（畜）左右。来徽的主要货物有汉中与四川地区的茶叶、西北地区的马匹、宁夏花马池与青海的食盐、药材、清油、生姜、布匹、日用百货；经徽县输出的货物有来自南方的茶叶、徽县栗亭川的烧锅酒、大河店的铁锅、铁铧、城郊各乡的棉花、药材、麻纸等。这条陇蜀古道沿线至今遗留有许多古旧门店、石马槽、石栈以及与古道密切相关的地名，佐证着古道曾经存在的史实。现今徽县银杏树乡的“杨店”，榆树乡的“火站、苟店”，高桥乡的“木庐”，向北延伸到秦州区南郊的古地名“三十五里店、徐家店”，向南延伸到徽县南境的水阳乡“五里铺、十里墩、滩店”与大河店乡的“青泥店”、“大河店”（旧称“搭火店”）等村镇名称都是与古道有关联的古地名。
这条马帮驮道线路一直延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后来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使用，随着从徽县过境连接天水与凤县的“316”国道线的贯通，运输工具被汽车等机动车辆所代替，马帮驮队逐渐退出运输行业，沿线的骡马店相继关门歇业，驮道最终退出历史舞台。1956年以来，徽县境内开通前往榆树乡、高桥乡的“剡—麻”（剡坝—高桥—麻沿河）62公里新公路，历史上进峡门过火站到高桥的这条古道路线终被废弃。这条古道因失去昔日的交通繁忙而逐渐被人们遗忘，如今只作为民间的乡村小道而存在。
秦州与徽县之间路经李子园、白音峡、高桥、火站、银杏树的古道历史悠久。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乾元元年（758年），回纥人驱马在蒙古与回纥地区与唐人开始进行茶马交易。唐政府在今秦州地区设有主持马政的“南使”（南市），负责管理政府养马事务和与吐蕃、回纥之间的茶马互市。《宋史志一百三十四食货下三》“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宋、元、明时期，朝廷在秦州设置 “榷场”，专门用于汉朝廷与吐蕃、藏、西夏、蒙古等牧区之间的茶马、盐铁贸易。宋仁宗时在秦州设立交易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民族购良马八千匹。熙宁七年(公元1074)，宋神宗在秦州、成都设立“茶马司”， 专门负责与吐蕃、西夏茶马交易。“神宗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已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博马。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西人善马至边所，嗜唯茶。麝香、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流西”。南宋与金国从秦州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金国曾在秦州西域设立榷场，专门组织贸易活动。北方草原地区所产的马匹与南方地区的茶叶交换，除了途经成县、西和通秦州的祁山道，很大一部分是经徽县北通秦州的榆树、高桥古道实现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临近西北的关津大肆建茶、马巡检站所，实行政府茶马专营，以“南茶易北马”作为国策。关津、要冲之处是设置巡检司的主要地点。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巡检司通常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由于马为重要军需物资，茶马交易在明清时期又得到发展。明洪武五年(1375年)在秦州又设立了茶马司，并严格茶叶经营管理。据《明律》载：“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犯私茶，赐死罪。”明代茶官还经常持金牌到各地巡视茶叶采运情况。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在徽县北通秦州的高桥设有巡检司，在高桥关附近的木芦镇设有巡检司公馆，在榆树火钻镇设有御史行台与批验茶引所。清初，茶叶管理上沿用明律，其中有明令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管理虽有放松，但也只允许出界人带茶不多于十斤，如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了茶叶经销试行章程八节，规定茶叶采用均先办引票，待茶叶运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
据《徽郡志•建置•杂属》记载：“御史行台在火钻镇。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尚书吕楠有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址。公馆在木芦镇。”“批验茶引所，原在火站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大使一员，攒点一名。”这些记载说明“火站、高桥”是徽州通往秦州的茶马古道上的古村镇，火站、高桥通秦州的古道是一条重要的茶马南北交易官道。
明朝在陇蜀茶马道上的徽州火钻、县城西街设有批验茶引所，在高桥、虞关先后设巡检司，严防茶叶，马匹走私。巡检司为元、明、清县级衙门下的基层组织。元朝首创，以军事管理功能为主。明朝依例沿用，佐以行政权。晚清，随人口的增加，巡检司在数量上与功能上日渐增多，多设置通判等官职。巡检司设置在关津、要冲处，盘查过往行人，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直至清初，徽县三处巡检司才最终裁撤。火站峪又名火钻峪，位于北距今徽县城六十里的榆树乡火站村。明朝在此设批验茶引所，汉中府所属五州县的课茶当时需全部经此地运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今秦州区皂郊镇、徐家店之间）交割，然后才可以上市交易，转运金城，分赴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茶过火站茶院时必须领取准运茶叶的“茶引”，否则茶运到秦州无法交割。火站茶院代表国家管理着陇蜀道上官方对茶叶的专营贩运。
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七月，礼部侍郎高陵人吕楠撰写的《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载：“徽州火站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站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嘉靖戊戌，犹铨注一大使，然而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站镇，叹日：‘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 ’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然则火站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如是而茶课犹缩，保寨犹敝，马之不寝耗以亡者几希。虽有塞源之心，其如云锦之群何哉?尔乃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又令各驿递衙门于发到摆站嘹哨，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处。又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瘭而桩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又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又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夫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行之数年，虽骤牝千亿，亦可睹也。比物四骊，不啻言矣。徽守刺史王时雍言沈君存心正大，行事严明，合省官员皆敬慕之。宜其锡马，蕃庶强壮，边圉如此也。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未几，沈君已竣事去还朝矣。去行台之第二年庚子七月，徽人来速记。予遂述其所闻，美政一二，以告后来。沈君讳越，中甫其字也，别号鹿村。南京锦衣卫人起家，嘉靖壬辰进士。”
这段记载说明，嘉靖十八、十九年（1538—1539年）由朝廷派来徽州负责监察茶院事务的官员沈越负责新修了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地处徽州通秦州的必经关口上。嘉靖戊戌（1538年）秋天，朝廷派沈越（字中甫）来陕西巡视茶院事务，重视火站巡茶察院的重要性，与地方一同修复被荒废的茶院衙门，使茶院各项事务恢复正常。后因地方偏僻，管理不便，不久即将该茶院迁至徽州城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7年），巡茶御史梁札来徽州巡视茶院事务，为严防川、汉茶叶通过白水道，成州道走私入甘南、定西，进一步加强对茶引的管理，巡茶御史梁札遂将徽州城西街茶院迁至白水江口。
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徽州知州左之祯撰有《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其中有记载：“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茶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后运茶议罢，而茶户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卅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l610）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据议三等起科，甚为舀当，仍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州知州左之祯遵奉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督刊附入。”
这篇《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碑文告示说明茶院最初设立时，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地挑选出以刘文光为首的运茶脚户百余人，长期居住于火站镇，负责茶运事务。其正常开销工食由官府发放，同时允许在火站镇周围开垦荒山，砍伐树木，以拓宽经费来源。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徽州火站镇茶院茶夫生活开支有大片茶夫地保障的情况，反映了徽县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陕西汉中西乡县之间的运茶关系，说明了当时政府对茶运的重视，佐证了徽县通秦州茶马古道的存在。
清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徽州知州杨三辰镌刻“徽州调停驿站碑记”，碑文记载：“巩昌府徽州……西上成县仅九十里，即为近差；东送两当无站，直抵风州为路二百里；北送秦州三百余里；南下略阳二百里。寸步是石，到处皆山。其上，则如登天；其下，则如坠井。一差往回，动辄七、八日。其在上差使客悯念地残驿苦，无不侧隐为心恤马爱卒者……本州为此一事调停区划，心血尽呕，仍恐与土宜民未张法契，今行已三年，阖州士民称便，欲勒之石以垂永久。余他无可言，亦止备前事，而撮其要者有如此云。大清顺治八年正月吉日。”
该文记述了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叙述了地方政府对驿站使用骡马的饲养管理，反映了清初顺治时期沿袭明末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由“按茶两院”（巡按御史、巡茶御史（巡茶侍御）会同地方“道府”一同行文，就调停站法而提出“差本州悉自出站银以应之，不令重苦吾民至残里滥甲穷，出站银令义官存备支用……决不令其胡乱拨按”的具体管理办法，反映出清初顺治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对“茶马贸易”的邮驿、递铺的管理，印证了清初在陕、甘二省置茶马御史专管其事，巡按御史每年对此进行监察考核，监督管理茶马事宜的史实。
火站村作为一处驿站古镇，位于西汉以来河池县北通秦州的古道上，遗留有许多与古道有关的文物。基于过往行商祈求旅程顺畅的宗教心理需要，火站镇开凿有竹林寺佛窟，所遗留的青砖与方块莲花灰陶砖具备五代至北宋时期特点。当地至今流传有“火烧竹林寺，马踏尹家庄；石门对石虎，银子二万五。”的民谣。石窟对面有杀僧地、莲花洞、雷神庙、庙湾里等充满宗教色彩的地名，有娘娘石、炮台等古地名。村西半山腰一处绝壁上有刻字摩崖，风雨侵蚀使文字多已模糊，但“大明、徽州”几字还可辨认。在南下徽县城的榆树乡东坡村，有作为古道路标的东坡银杏树一株；出银杏乡峡门过故河池县址处曾有古老的佛教寺院“庆寿寺”以及作为古道路标的庆寿银杏树一株；在古河池县城通秦州与成州的岔道口上（今银杏乡银杏村）又有作为古道路标的大银杏树一株。经银杏树峡门、榆树火站、高桥渭儿沟、白音峡的古道民国时期仍在通行，在高桥乡上渭儿沟社至今遗留有民国十一年的修路摩崖题刻。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身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佑任为了南下与孙中山会面，由关中绕道甘肃陇南（今天水），从秦州秘密南下，沿高桥、榆树、城关、青泥、铁山、虞关一线过境徽县。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后，沿这一线北上秦州而达会宁会师。1949年8月，在榆树乡海龙山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陇南地下党北山游击队进行“北山突围”时，也取此道抵达已经解放的天水地区。
《徽郡志》里收录明代嘉靖时兵部尚书、凤泉人王邦瑞《宿火站行台》诗曰：“下马孤亭客路长，万峰回绕郁苍苍。山川不尽皆文物，禾黍犹存几战场。峡口远连江水白，陇头近是塞云黄。畏途总有登临兴，无奈猿啼欲断肠。”这首诗概括出了火站镇的古老历史以及古道的南北路径走向。文冈人都御史刑部郎中陈棐的《火钻岭辞》极尽夸张的描写了火站镇周围古朴的自然环境。
总之，徽县经峡门、火站、榆树、高桥、白音峡通秦州的古道曾经长期存在，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