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成县五仙洞石窟与南宋禅宗
王百岁
提要：主要依据《五仙洞记》碑研究五仙洞石窟与南宋禅宗。该碑碑阴阴刻富于禅意的观音菩萨像；碑文词句反映了禅宗活动情况；宗辩依禅宗规制建造寺院；五仙洞僧人重视自悟、自信、自主；“轻举之术”兼有三教因素，是佛教禅学、道教内丹学派、儒家心学理学相互融合的事例。故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是禅宗的一处活动场所。陇南禅宗与四川佛教有一定联系。南宋朝廷对五仙洞石窟僧尼和财产加强了管理，控制着陇南禅林。《五仙洞记》碑和《孚泽庙牒》碑为研究禅宗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王百岁，历史学博士，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主题词：五仙洞石窟 《五仙洞记》碑 《孚泽庙牒》碑 南宋禅宗
五仙洞石窟(见图1)位于甘肃省成县城西南约17公里的鸡峰山西侧山系之五仙山中。当今的五仙洞石窟宗教活动佛、道、儒并存。洞中南宋时期《五仙洞记》碑(见图2、3)和《孚泽庙牒》碑(见图4、5、6)“书法极挺秀”。二碑碑文见载于《成县新志》、《阶州直隶州续志》、《陇右金石录》、《成县志》等。张忠先生介绍了《五仙洞记》碑所载宋代寺庙森林管理情况。长期以来，人们多将该洞窟视为道教石窟，然而笔者通过研读《五仙洞记》碑文而豁然开朗，乃知五仙洞石窟在唐宋时期是禅宗活动场所。二碑碑文可藉以研究的问题(线索)较多，其中对于唐宋尤其是南宋时期禅宗的研究似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于2014年5月和2015年12月两次考察了该石窟。本文利用考察所获信息，依据碑文，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就五仙洞石窟与南宋禅宗有关问题作一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五仙洞石窟现状
五仙洞石窟坐北朝南。洞口高15、宽10、进深18米。洞窟平面近梯形圆拱顶形，不规则，是在天然洞窟的基础上稍作加工而成。除了洞窟轮廓、碑以外，其他古代遗迹遗物尚无发现。窟室正中正面依屏壁(屏壁未与洞顶相接)神坛上面南背北、并列而坐的三尊像自西向东依次是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屏壁背面依屏壁处无塑像。依洞窟北壁和东壁(北壁和东壁略呈弧形)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依次塑王母娘娘、斗宫圣母(或言阿修罗)、嫦娥、地母、金母、天母、鸡神、玉皇大帝、关圣帝君、羲皇、真武大帝、长见祖师、地官、天官、水官、弥勒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一、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二等，大体呈面南背北或面西背东。儒、释、道三教合一，且含民间、地方诸神，塑像庞杂。这种塑像方式颇具地方特色，在陇南诸石窟中并不多见，尤其是三教至尊同坛并坐的组合，为陇南诸石窟中所仅见。塑像虽为新作，然其所反映的宋代以后当地宗教信仰状况应属一脉相承、大同小异。《五仙洞记》碑系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由“宣教郎、通判成州军州事、崇国赵希
潜父撰并书”；碑高138、宽80、厚12厘米；碑阳“五仙洞记”4字字径11厘米，小字字径1.5厘米；碑阴碑首阴刻观音像高18厘米，“遵奉圣旨住庵文据”8字字径6厘米，“成州”2字字径1.5厘米，其余小字字径1.2厘米；碑座长80、宽56、高22.5厘米。《孚泽庙牒》碑系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参政郑昭先、左丞相史弥远奉敕赐；碑高105、宽67、厚13厘米，碑阳大字字径17厘米，小字字径1.2厘米；碑座长72、宽56、高27厘米。
二、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是禅宗活动场所
（一）富于禅意的《五仙洞记》碑观音菩萨像
两宋时期佛教向儒家思想靠拢，倡导入世报国，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对佛教艺术世俗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故佛菩萨像在艺术风格等都出现了全新面貌，开创了写实艺术的鼎盛时代。
《五仙洞记》碑载：“显又造观音像，为阁三间以覆之。”这是说，由宗显主持在五仙山塑造了观音像，并建造了容纳观音的庙宇。因为五仙洞近处有“观音洞”，故或可将此专为观音造的庙宇视作(观音洞或五仙洞之)窟外建筑，称为“观音阁(殿)”。此事反映出观音在当地信众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
《五仙洞记》碑阴碑首碑额上部阴刻一尊观音菩萨像(见图7）。观音结跏趺坐于一簇仰式莲花上，女性形象，身材端正，线条流畅，垂领广袖，头戴花蔓冠，胸部裸露，身体丰满而不臃肿，竖长方形脸，面庞圆润俊俏，自然洒脱，娴静而温柔，慈祥而庄严，左手握净瓶置于左腿而净瓶大部分被衣裙覆盖只露出瓶颈和瓶嘴，右手拿杨柳枝朝前下方扬洒甘露。似有非有，清新明快，形神飘逸，出淤泥而不染。服饰简单淡雅，神态含蓄自然，形象温和朴素，体现出宋代观音形象的塑造更加倾向于世俗化和平民化。这符合禅宗反对偶像崇拜，居尘出尘、随缘悟道的主张，观音像清新超俗的审美意蕴。观音的美学特征充分展现了女性的亲善和慈悯之美。《六祖惠能示寂》云：“识自本性，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由是可知此像充满了禅意。故此观音像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禅宗艺术的升华。
（二）碑文部分词句反映南宋时期禅宗活动情况
《五仙洞记》碑文中诸如“观音”阁、“观音”塑像、“精进”、“禅林”、“晦庵禅师”、“四月初八日”、“一灯之传”、“本僧”、“比丘”、“飞锡南游”、“报恩寺”、“庵舍”、“副图”、“僧寮”、“塔亭”、“重门”、“丈室”、“轻举”、“舍状”(古代以佛寺名义颁发的布告)、“佛家者流”、“草衣木食”、“宅幽而阻深”、“屏远嚣尘”,“离诸染着”,“苦、空、寂灭之道”、“末世”、“戒律”、“陵迟”、“笃志自修”、“结茅岩洞”、“不与物接”、“其胸中所得必有过人者”、“炉香卷经”、“绝去俗累”、“不于其迹于其心”、“谈空析妄”、“设为问答”、“剪荒除秽”、“化为殊胜”、“自其心焉”等词句，或明确提到“佛家者流”，或本身是佛家用语，或虽未必是佛教用语但与佛教有关(如从佛教的视角观察事物)，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佛教(禅宗)思想或活动。如果把这些词句串起来再加以充实，正好关联着唐宋时期禅宗演变的历史和相应的社会历史。事实上，与禅宗相关的概念、思想、史事贯彻碑文始终。从碑文亦可看出，这一历史时期，五仙山一带一直是佛徒(禅众)的修行重地。
地方志亦载明宋代五仙洞为佛窟，如《成县志》载：
至宋代，除凤凰山寺外，知名寺院，郭外又有鸡山光祥寺、广化寺、五仙洞，郭内有兴教寺，声名以鸡山、五仙山、凤凰山三寺为著。知名释子有广化寺宗奭，五仙洞晦庵、宗鉴等。
可见，宋代同谷(今成县)的知名佛寺中，五仙洞石窟为影响最大者之一，住持晦庵、宗鉴等为知名佛徒。
（三）宗辩建筑寺院符合禅宗规制
据《五仙洞记》碑载，“今子又增而大之，甍栋参差，户牖依约，炉香卷经，绝去俗累，视前人可谓无负”。“宗辩不量力，营新葺旧，辛勤累年，始克创塔亭，建重门、丈室、僧寮，粗若备具。”即是指，由宗辩主持，在晦庵、宗鉴、宗岳、宗显等人所建庙宇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规模，屋脊鳞次栉比，檩栋错落有致，密林之内、庙宇之间，门窗隐约可见，炉香青烟袅袅，诵经之声不绝于耳，世俗之气在此绝迹，此地不再受庸俗之风拖累，宗辩所做的工作和前人比较起来可以说无愧于前人、无愧于住持之责。宗辩也不顾现有条件之艰难，筚路蓝缕，修旧造新，辛苦劳作，积年累月，终于首次创建佛塔碑亭，并建成多重门廊、方丈居室、僧人寮舍等，一应俱全，初具规模，足可运转。于是便利了信徒敬香拜佛、僧人诵经修行。《佛教大辞典》谓：“方丈为住持所居之室(取维摩诘菩萨所住卧室仅一丈见方而容量无限之意)；法堂为演说佛法之所；僧堂即禅堂，系禅僧昼夜参禅行道之处；寮舍置十务(十职)，分司各事。寺院内，住持为一寺之主，以其所秉承的宗派教义传授学人。初期寺院尚无严格的宗派继承问题。唐末以后，由禅宗衣钵相传的习惯所决定，寺院的住持渐有按宗派世代相沿的标称。”结合碑文内容可知，塔亭、重门、丈室、僧寮等，应是按照禅宗规制、寺庙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来建造的。“塔亭”、“重门”未必有宗派之分，佛教其他宗派可以有，当然禅宗也可以有；既然“法堂”为“演说佛法之所”，“禅堂”为“禅僧昼夜参禅行道之处”，那么五仙洞石窟一带必不缺少，若无之则不成其为佛教，故禅宗更当拥有。“丈室”即“方丈居室”，“僧寮”即“僧人寮舍”。既然塔亭、重门、法堂、禅堂、丈室、僧寮等在禅寺规制里都不可或缺，而五仙洞石窟都已具备，则南宋五仙洞石窟必为禅宗活动场所无疑。
（四）五仙洞石窟禅僧主张自悟、自信、自主
佛教各宗派大都具有节衣素食、清贫乐道、甘于寂寞、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思想倾向或提倡相应的修行方式。禅宗在唐代以后就出现了新情况，至宋代则发生了“巨变”。由于受安史之乱的冲击、会昌“法难”的摧残，农民起义的打击，军阀混战的破坏等，致使以官寺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经院派诸宗一蹶不振，禅众不断转移扩散，流入山林的人数遂愈益增多。面临长期的内忧外患，而国家控制力减弱，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禅宗反而获得新生。原本“隐遁山林、自食其力”的禅宗后来被国家直接控制。中晚唐以后，南禅成为禅宗乃至中国佛教主流，即使是远在西北、“南北禅兼容”的敦煌地区，南禅的影响也要大于北禅，敦煌禅宗崇奉“即心即佛或即心是佛的禅观”，何况毗邻川蜀地区的陇南，五仙洞石窟一带之禅宗自然属于南禅。五仙洞石窟恰在深山老林之中，《五仙洞记》碑记载了宗辩所做诸多功德，却较少直接言及塑造佛菩萨像、布施、供养之类事，这和元代以后的金莲洞碑较详细地记载了历代建造洞窟寺观及塑造尊像的情形有所不同，可见宋代五仙洞石窟塑造佛菩萨像并不被住持、僧人和当地信众特别看重。这种情况当是多少反映了禅宗“不读经”、“不礼佛”、“不坐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反对偶像、轻蔑教条”，甚至“超佛骂祖”、“呵佛骂祖、非经毁佛”的风气或亦存在。这正如临济宗义玄的主张，貌似极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人们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自悟”、“自信”、“自主”的基础上。宋代禅宗传承了唐五代的这些思想。故宋代五仙洞石窟僧人当亦如此。
（五）“轻举之术”融合了禅、道、儒思想
据《五仙洞记》碑载，“世传公孙氏五子尝于此学轻举之术”。《成县新志》云，“洞有五，传五仙各居其一”。此五洞，当是指今五仙洞及附近洞窟。所谓“轻举”，最大的可能是理解为“飞升”，“登仙”之类意思。李石《续博物志》云：“后世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轻举为羡慕者。”依“五子丹成轻举”诸语可知，公孙氏五子所学“轻举之术”似有道教之风。北宋末年，徽宗推行排佛崇道、佛教道化，按道教模式改造佛教、用道教观点解释禅宗神话，禅僧们引道入禅，将修禅与胎息、长生等联系起来，认为修禅就是要达到延年益寿、羽化升天的目的，遂使禅宗发生了根本改观。佛教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南宋时期的五仙洞石窟与陇南禅宗。“轻举之术”又或与禅宗所谓神通有关，亦指禅宗的一种修行方法。《庄子》中类似禅定的观点，道教当作神仙术一种的呼吸吐纳术，与佛教“数息观”禅法在构思上极为相似，由法华宗改编数息观而成的《六妙法门》被视为佛教气功的经典之作。法华宗曾被人们称为禅宗，真正禅宗的产生及其思想与法华宗密切相关。佛、道功夫都讲究运气，且彼此相通。《五仙洞记》碑没有正面提及佛、道功法或武术、气功等，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武术、气功与佛、道教皆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并非创始于佛教或道教，但佛、道两家确使武术发展到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武术两大流派少林派和武当派的功法等即是明证，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佛教就不会有少林武术，没有道教就不会有武当武术。少林和尚就是以禅入武、习武修禅，故此种禅法又被称为“武术禅”。虽然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中的“轻举之术”未必与少林武术或武当武术有直接关系(且不论孰先孰后)，但是在长期进行宗教活动的洞窟中进行修炼的功夫，不能说与佛、道教没有关系。
“轻举之术”的精神实质或与全真道的思想有一定共同倾向。创建于南宋与金并立时期的全真道以“三教合一”为宗旨，这在道教教派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南宋时期，内丹比北宋更为盛行，各符箓道派均吸收了内丹思想，内丹学流派众多，内丹学理论相当成熟，强调性命双修，融会儒学、禅学是这一时期内丹学的普遍特征。后来“实现了由早期的以个体修炼了证为基本目标的单纯的内丹修炼团体发展为在整个道教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大道教宗派的飞跃”。全真道在修炼方术方面的鲜明特点是专主内丹、不尚符箓。而早在王重阳创教之时就已完全抛弃了“长生不死”、“轻举飞升”之类的荒诞言论。不过，“轻举之术”的思想水平似还停留在全真道创立之前。碑文“世传”之辞说明“公孙氏五子”于五仙洞石窟“学轻举之术”不会晚于南宋抑或更早，但这并不能否定全真道的思想是对全真道自身产生以前的道教乃至佛教、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融汇与创新。
与五仙洞石窟相距仅30公里的成县店村镇新村村金莲洞元代即有全真道在活动。宋元之际禅宗与全真道在陇南的兴盛前后相继，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当然，禅宗在当时已有很长历史，而全真道还是一种新生事物。任何事物的兴衰存亡，都有一定原因，宗教及其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陇南境内的禅宗和全真道也不例外。其实，儒、释、道相通，禅宗与全真道相通。陈致虚指出：“三教之道，一者也。圣人无两心。佛则云：明心见性。儒则云：正心诚意。道则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语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禅宗与全真道是中国释道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宗教的特色”。虽然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有所不同，且“陆王学派和程朱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但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借鉴、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冯友兰先生甚至认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由此可见当时佛、道思想对儒家思想影响之大以及佛、道、儒三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程度之深。以致“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在明清之际，实质上已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汉晋以降，佛、道、儒之间的相互影响长期存在。自晋以来之中国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儒家为主体，辅之以佛、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三教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吸纳，由各自分立到趋于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趋势。唐代禅宗，宋代心学理学和金元全真道是三教合一的主要标志。五仙洞石窟“轻举之术”是三教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佛教禅学、道教内丹学派、儒家心学理学相互融合的一个特例，兼有三教因素，也体现出禅宗本身的时代特征。这是判定宋代禅宗是否在五仙洞石窟活动的又一重要根据。
三、南宋时期陇南禅宗与四川佛教的联系
在五仙洞石窟二碑刻立时期，陇南部分地区与四川部分地区属于同一地方行政区域。据《五仙洞记》碑载，当时的陇南地方属于“四川安抚制置使司”统辖。陇南地方向南宋朝廷请求“严立约束”的牒文，由“四川安抚制置使司”向三省上奏，三省的批文亦下发与“四川安抚制置使司”。《宋史·地理五·成都府路》对这种行政建制有明确记载。地理上的接壤，行政区划上的一致，极大便利了陇南与四川在佛教及石窟艺术方面的交流。
北传佛教主要是经过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率先传入中国内地的。传入四川地区是比较早的，东汉时期已传入陇南并且在魏晋南北朝以后获得很大发展。陇、蜀之间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及相互影响由来已久。早在唐代，蜀地的禅宗就很兴盛，“信衣”在该地传承，智诜、处寂、无相、无住等高僧在蜀地活动，“弘化蜀地，传灯不绝，法脉流长，也是禅宗一支不可忽视的宗派”，“这支禅宗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蜀地，成为中国禅宗中别具特色的一支”。毋庸置疑，川地禅宗必会对陇南地方禅宗产生重要影响。
安史之乱后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地方势力大都重视农禅，尤其是在岭南、四川和西北等边地采取宽纵政策，于是促成禅宗内部的宗派发展。“社会的长期动荡和连年的战争，迫使许多人流入禅宗队伍，及至宋廷南迁，北方僧人也纷纷渡江，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一隅再度成为禅宗的活跃中心。”正是在唐宋之际禅宗重心南移、在南方发展的背景下，宗辩等从四川请入佛经。故《五仙洞记》碑有“飞锡南游”、“从成都置四大部经归镇山门”等语。说明陇南的佛教不仅受到中原地区佛教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来自西南地区佛教的影响。
北宋自仁宗始推行限佛政策，至徽宗时又信奉道教，佛教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由于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统治者大多维护佛教，所以南方具有佛教弘传的深厚社会基础，故佛教发展及造像均盛于北宋。那时苏、浙、川、渝等地佛教造像空前兴盛，北方基本停滞，这就使得川渝成为唐以后全国石窟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石窟造像题材丰富，密教和佛、道、儒三教合流题材最具特色。这就是为什么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禅宗兴盛，兼具佛、道、儒三教因素。
四、南宋朝廷管理五仙洞石窟僧尼、财产及控制陇南禅林
《五仙洞记》碑印证了正史及佛、道教史籍所载南宋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的社会背景，佛、道教状况和存在问题，记载了政府对五仙山僧尼、庵舍、土地、财产、森林等的管理情况。南宋时期，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僧人道士数量很大，有些人在未得度牒的情况下私自出家，隐入寺观，以躲避徭役、兵役，栖身求生，一些寺观僧道擅自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财物、树木等，一些僧道私下建修庵舍，扩大寺院规模。朝廷申明，如有不经官府批准，私下无度牒出家、建修庵舍者，违背了国家有关法律条例，则促令限期向官府有关部门申请补办手续，如在期限内不申办手续，其所建修的庵舍等将被籍没入官。朝廷及各级(关于限期停止私建庵舍行为的)文据由住庵人接收保管。敢有继续私置庵舍者，允许别人告发，支付相当数量的偿钱，已建庵舍和财产全部没收入官，并按朝廷要求造籍登记。南宋中后期仍在执行北宋以后实行的鬻牒、出售紫衣师号、征收寺院田产税等措施，并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度牒价格一再提高，民间的度牒买卖成为调剂官价的重要渠道。国家鬻牒就成了弥补国库亏空、增加财政来源的手段，而民间交易也多以谋利为目的。官场上盛行的贪赃行贿也渗透到了佛教净土，败坏了风气，给佛教以重大冲击。所以朝廷降敕严加约束。基于此，《五仙洞记》碑对当时当地存在的问题及朝廷敕令作了记述，载明“私置庵舍有逆条法”，“比年以来，有非给降度牒僧道所为，白衣道者私相庵舍，乞严立约束”。
南宋朝廷的一些宗教政策促使丛林寺院普遍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以致在禅僧中形成了“以清贫为耻，以厚蓄为荣”的风气。需要专靠国家供养的义学进一步衰落。孝宗以后诸帝对佛教基本上既扶植又限制，重视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权相史弥远擅政时期，南宋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全国寺观、佛道，僧籍、道籍，寺院树木、土地的管理。“公牒约束文榜”规定，对于砍伐树木、毁坏森林的人，要被抓到官府严肃处理；对五仙洞石窟应属的土地、林木的四至作了明确、具体的划定，并规定对故意或由于不知情而毁坏林木者，由窟寺住持负责处理。看来，在对佛寺、道观严加管束的同时，还赋予佛、道教一定的权力。
唐末五代至两宋时期，禅宗的地位和作风渐次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宋朝廷赐予五仙洞的《孚泽庙牒》碑落款处载，“嘉定八年二月日牒 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郑正 右丞相正”；张维《陇右金石录》云，“考《宋史》，嘉定八年参政为郑昭先，左丞相为史弥远”。“其时，史弥远奏请定江南禅寺等级，‘五山十刹’遂成为一个时期内禅僧游方参学的主要场所。”试想，连《孚泽庙牒》碑——一通位于偏远地方几乎不被县境外百姓知晓的规模很小的石窟寺中的碑额碑都要经由郑昭先和史弥远这样的朝廷权臣批准并署上官职名，这就说明像五仙洞这样的石窟寺都处在朝廷的监管之下，其他的窟寺怎能例外？这些状况与佛教史记载的情况是一致的。唐代以后直至宋代，禅宗逐渐“由朝廷直接控制”。五仙洞石窟由南宋朝廷赐予《孚泽庙牒》碑这件事当是禅宗由朝廷直接控制的一个实例。我想这至少说明南宋时期以下情况：①五仙洞石窟受到朝廷重视；②五仙洞石窟在朝廷及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③五仙洞石窟个别住持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受到朝廷敬重；④禅宗与朝廷的关系不算疏远；⑤朝廷对于佛教(禅宗)、佛寺比较重视；⑥朝廷对于佛教(禅宗)、佛寺普遍加强了控制。
宋代强化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禅宗与士大夫的联系全面加强，一些士大夫产生无可奈何的沮丧和无所作为的失望，纷纷皈依禅宗，他们把丛林当作遁世的退路，在禅宗中寻求心理的平衡，官场失意者尤其从中寻找精神寄托。《五仙洞记》碑云：“闰八月，余被檄，虑囚武阶，因往游焉。”此语透露出，“余”已接到檄文的传唤，担心自己可能被囚禁到武阶、遭受牢狱之灾，心境悲凉，于是决定去游五仙洞，一心向禅。这是宋代文人士子、官僚贵胄们宦海沉浮之坎坷路径的绝好例证。
综上所述，《五仙洞记》碑(和《孚泽庙牒》碑)反映出，佛教(禅宗)成为唐末五代宋——尤其是南宋时期陇南五仙洞石窟及其周围一带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
结 语
唐后期以后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P.2130中以“愿离此苦生安乐”、“愿共诸众生往生安乐国”等语反复表达信徒往生西方净土的愿望即是明证。“隋唐以后，各派争道统之风渐盛，乃有各种教派之竞起”。然“至唐末他宗衰歇，而禅风益竞矣”。至宋代则禅宗在佛教各宗派中成为主流。陇南境内的禅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乃至当代。此前在陇南各石窟寺没有发现关于古代禅宗活动的直接文字资料。成县五仙洞石窟《五仙洞记》碑和《孚泽庙牒》碑树立已800余年，碑文公布从《成县新志》刊行算起也已近300年，然而，即使当代的人们也没有注意到二碑对于研究禅宗的重要性，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五仙洞石窟碑与佛教的关系。五仙洞石窟中现当代塑像及民众信仰状况展示出儒、释、道兼容格局。不过当代的信仰和造像或已与古代的状况没有直接关系。之所以判定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是禅宗的重要活动场所，以《五仙洞记》碑阴刻观音菩萨像尤其是二碑碑文所证实。碑刻观音像和二碑内容是宋代佛教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是南宋时期禅宗思想与艺术进一步发展的体现。碑载“世传公孙氏五子尝于此学轻举之术”启导我们对于禅学、内丹学派、心学理学相互融合，“三教合一”的趋势进行探索。此二碑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价值，为研究陇南佛教史提供了新的依据，也为研究中国禅宗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这正如杜继文先生所云：“寺志和地方志也保留有禅宗的许多传说，尽管多属晚出，仍有参考价值”，“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把有关禅宗的部分单独汇集起来，加以考订，出版成册。”故搜集和整理这类珍贵历史资料，挖掘和利用其中重要信息，对于推进禅宗研究必有裨益。
附录一：五仙洞石窟碑
1、《五仙洞记》碑 (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
[碑阳]
篆额：
五仙洞记
碑文：
同谷以景名者八，五仙洞其一也。世传公孙氏五子尝于此学轻举之术。往往灵蛇∕曝日、神鱼泳渊。其事虽不经见，然意其林峦扶舆磅礴，必有如杨子云所谓“山泽之∕臞”者居之。闰八月，余被檄，虑囚武阶，因往游焉。爱其雪崖苍古，烟岩隐翳，翠篠寒松，∕流泉飞瀑，映带左右，萧然若离尘浊。有道者宗辩揖余而言曰：“昔吾晦庵禅师，崛起∕关西，道价甚高，飞锡南游，辄关禅林之口而夺之气。茶马赵公、太守毋公深相敬重。∕有《语录》行于世。游师门者众矣，而宗鉴实为上首。异时，五仙洞蔽于榛棘苍莽中，鹿∕豕昼游，狐狸夜嗥，蹊术不通，人迹罕至，独樵叟、猎师，斧斤罝蔚，时肆蹂践。自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之室庐，安处徒众，里人屈仕颜又举环洞之木章竹箇，愿助清供，∕气象蓊郁。于是，五仙之胜，遂与鸡凤争雄。継鉴者曰宗岳、曰宗显，显又造观音像，为∕阁三间以覆之。显既游方，乃命宗辩主扫洒之役。宗辩不量力，营新葺旧，辛勤累年，∕始克创塔亭，建重门、丈室、僧寮，粗若备具。且诱化信士，从成都置四大部经归镇山∕门。繇鉴迄今，盖三十余年矣。每惟开山之勤，未有纪述，使来者无所考信，愿以为请。”∕则告之曰：“子之师晦庵，余不得而见之，于鉴也，又无晤言之暂，然尝读毋、赵二公若∕铭若赞，则知晦庵之为高；以其师信其徒，则知鉴之为贤。自昔佛家者流，草衣木食，∕宅幽而阻深，盖欲屏远嚣尘，离诸染着，以学苦、空、寂灭之道，末世比丘，知此者鲜。鉴也，侍晦庵巾瓶最久，乃能于戒律陵迟之际，笃志自修，结茅岩洞，不与物接，其胸中∕所得，必有过人者。今子又增而大之，甍栋参差，户牖依约，炉香卷经，绝去俗累，视前∕人可谓无负。吾闻，善学于师者，不于其迹于其心。谈空析妄，设为问答，剪荒除秽，化∕为殊胜，此皆其迹而非其心也。子诚能不忘鉴之勤，与夫子之师所以付嘱，盍自其∕心焉者，求之精进不已，则晦庵一灯之传，虽与此洞相为无穷可也。”辩曰：“唯。”遂书之∕以为记。时开禧改元南至日也。开禧元年，宣教郎、通判成州军州事、崇国赵希潜父撰并书，∕朝奉大夫、知成州军州事，嘉定辛槱之明父篆额。∕信王府刘深刊
[碑阴]
隶额：
遵奉圣旨住庵文据
碑文：
(上部)
成州／据同谷县五仙山灵光洞住持董宗辩状，伏缘五仙山系古／迹名山，自来求祷雨旸所在。洞傍建立龙神、观音庙宇，庵舍，／众人请到宗辩住持、看管，今来本州，坐奉／朝旨。指挥许行陈首给据，伏乞判下。本案给据施行者，／右契勘近准。提刑使衙牒，准／四川安抚制置使司牒。嘉泰二年八月空日，／行在尚书刑部，符准检会案连送。嘉泰二年八月一日，／敕中书门下省检会；嘉泰二年六月十三日，／敕即文臣寮札子奏：“比年以来，有非给降度牒僧道所为，白衣／道者私相庵舍，乞严立约束。”三省同奉圣旨，令逐路监司，／各行下所部州县，日下多出文榜，晓示道民：私置庵舍有逆／条法，自指挥到日，限半月许，令经本州、自陈出给公据，付住／庵人收执；如出限不行，自陈出给公据及再有创置之人，许人／告首，支给尝钱壹阡(仟)贯，先以官钱代支，都挨犯人名下，追纳其／庵舍、产业，尽行籍没入官，候出给公据足日，逐州置籍，申监司／类聚。申尚书省，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牒请，遵奉。候出给公据足日，置籍，供申本州，／以凭类聚。申尚书省，使州除已遵奉出榜。本州并二县镇，晓／示道民，去后，今据前项状陈呈奉知府、朝散，判给。今出给公／据，付五仙洞住持董宗辩收执照用，自今后不许创置庵舍，许／人告首，以凭遵从前项。 旨(指)挥支给赏钱，其庵舍、产业尽行籍／没，入官施行。 嘉泰二年 月日给。／付董宗辩。／迪功郎定差成州司法兼签厅公事丁正，／文林郎就差成州知录参军兼检察仓库孙庄，／承直郎、通判成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赵□，／朝散大夫、权知成州军州事兼劝农营田事公边都巡检使李□。
(中部)
立舍状人、青渠保税户屈仕颜父子等，今切见保内。／五仙洞系州图所载，古迹名山。诸保人户，祈祷常获／感应。监司□无不留题，守臣到，得□诗颂。次有乡村／人，各舍己财，修立观音、龙神阁，妆塑尊像。仕颜等遂／将本户所佃通判衙职田内，摘豁山地一叚(段)，系在绕／洞，开坐四至，永舍于五仙，用充赡副图，乞住人久为／看管，无致伤于坼毁。仕颜等先以请到僧岳南回住／持。自后本僧游礼于他处，不住此山。仕颜等乡村连／名邀请到本州报恩寺住持、丹长老门人董宗辩／于此扫洒焚献。及具状，经赴同谷县，及／使州陈告，给到就请住持。公牒约束文榜：如有斫毁／林木之人，把拽赴官根治。今开具四至、下项，／东至承宣地及王宅职田地，岭西至孟家谷岭及九般谷大岭，／南至上仙洞大岭及九般谷源岭，北至杨家地大岭为界／右。仕颜等今将四至内山地委是，不堪耕种殊无出／产，更不椿坐，胜合官税，亦无诸般夫役。如有无图人／毁斫林木，令住持一面作主。恐人无信，故立此舍／状为凭。绍熙五年四月初八日立，揆瞻舍状文字人，／屈仕颜，并同男屈友谅。房屈友闻生屈友仲正∕□□见人屈仕琮□杨威□ 写舍状人赵浩正∕五仙洞住持董宗辩∕右伏缘，系兴州管下长举县税户，自乾道八年间，年∕一十五岁，父母同议，令宗辩参礼丹长孝为师。自后∕本师游，南到临安府，不委身化。宗辩在诸山住庵，∕昨来州西，税户屈仕颜及众人等，举请宗辩看守五∕仙山龙神阁一所，令宗辩扫洒焚献。及屈仕颜舍到∕绕洞山林地叚(段)，舍状文字粘连，谨具状上∕判县中，太伏乞台慈判，押令宗辩执照，庶免无图∕之人毁斫林木，伏候∕台旨。∕绍熙五年五月日，住持董宗辩状。
(下部)
谨具：修造会首，∕御位于后：∕僧普晙、∕屈友□、∕屈友□、∕屈友□、∕杨晖、∕杨威、∕杨琪、∕杨祐、∕侯仲禧、∕李信、∕马昌、∕潘源、∕魏元、∕宋□霞、∕樊宗遇、∕郝浩、∕郝济，∕ 都会首杨惠。∕开禧二年岁次∕丙寅十月二日，∕任山、任普戒记。
2、《孚泽庙牒》碑(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
[碑阳]
行额：
尚书省牒
碑文(大字)：
牒奉∕敕
宜赐孚泽庙为额 牒至准∕敕 故牒 嘉定八年二月 日牒∕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郑正 右丞相正
碑文(小字)：
礼部状准都省批下利州路转运司状奏，照对本司，昨于嘉定七年五月拾∕壹日据成州申据同谷县申备，据本县乡官保义郎杨祐兴等状，“伏见本县∕五仙山龙神，广有灵应事迹，乞备申转运司保奏朝廷颁降庙额，州司保明∕是实申乞施行，本司重行勘验，保明是实。今开具灵应事迹一复实。得成州∕同谷县□嘉青渠一保，境内有五仙山龙洞一所，灵光瑞露，示现非常，实列∕仙之居，神仙之宅也。自古以来，乡村祈祷，凡遇岁霖岁旱，民必祈求，时旸时∕雨，应如影响。兼自去冬及今春以来，民间祈祷，春干得雨，秋涝获晴，稔成丰∕熟，以助美政，委有功迹显著，惠利及民，无不感应。乞赐颁降庙额，伏候∕敕旨。后批送部勘，当申尚书省。本部寻行下太常寺勘，当依条保奏，取∕旨加封。本寺照得今来本路转运司已依条差官体究，复实保奏了当，应得∕加封条法。今勘，当乞从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挥合行拟封。下项数内∕一成州同谷县五仙山龙洞神合先拟赐庙额，合行降敕，伏乞省部备申，∕朝廷取 旨加封，赐额施行由部。本部今勘，当欲从太常寺勘当到事理，∕伏乞 朝廷指挥施行，伏候∕指挥。”
[碑阴]
(无文字)
附录二：图片7张
图1 南宋五仙洞石窟外景 图2 南宋《五仙洞记》碑阴(局部)
图3 南宋《五仙洞记》碑阳(局部) 图4 南宋《孚泽庙牒》碑阳
图5 南宋《孚泽庙牒》碑阳(局部) 图6 南宋《孚泽庙牒》碑阳(局部)
图7 南宋《五仙洞记》碑阴碑额上部阴刻观音像
(说明：以上图片皆为笔者拍摄)
